「剖析讨论」跨国社会空间中“对话的自我”——根据一个旅德温州女人的生命叙事

发布时间：2025-05-19　点此：922次

黄玉琴王丽圆

世界移民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移民陈述2022》显现，我国是继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四大世界移民来历国。我国最近的一波海外移民潮为改革敞开之后的“新移民”。孔飞力以为，在这波“新移民潮”中，有两个杰出的方言群代表，即福建闽南区域的“福建人”和浙江温州区域的“温州人”。跨国搬迁伴跟着观念的磕碰和改动，带来身份的开裂、位移和错位，移民的自我认同也遭受应战。跨国移民怎样看待这种文明和价值的磕碰？怎样对“自我”进行(再)建构？这种(再)建构是否以及怎样跟着时刻而产生改动？

对这些问题的评论，需求放置在近期关于跨国搬迁研讨的学术范式搬运的布景下来看。20世纪晚期以来，全球化年代的跨国移民因快捷的搬迁和沟通东西而具有高度的活动性。在此布景下，关于跨国搬迁的研讨范式也从曩昔重视移民在移入地“融入”的“区域主义范式”转变为重视移民跨国阅历的“跨国主义范式”。在跨国社会空间中，移民和多个社会一起保持着二元乃至是多元的联络，着重跨国社会空间中认同(再)建构的稠浊性和流变性。但如学者坦比亚(Stanley J.Tambiah)所言，这种杂糅和混合的办法具有当地性，不同的当地文明/文明中，构成认同的主导成分以及混合的办法不同。那么，就我国“新移民潮”中的跨国移民而言，这种杂糅和混合办法是什么？带有何种当地性？

本研讨根据一个侨居德国27年的温州女人毓芬的生命叙事，选用“对话的自我”的理论结构，企图回应以上问题。1967年出世的毓芬在1992年开端策划移民德国，于1995年得以成行。在德近30年，她阅历了从青年、中年到行将步入晚年的生命进程。一起，这段时刻正伴跟着我国在世界舞台的兴起。我国和家园温州的开展与改变使得她不断从头审视自己在“走”、“留”以及“回仍是不回”的每个要害阶段的挑选，并在叙说进程中完结这种对自我的定位及其(再)建构。本文先回忆文献并胪陈理论根底，然后告知本研讨的首要办法。在论文的主体部分，本文对该个案进行“深描”，选用“对话的自我”的理论结构，从时刻的维度来发掘毓芬在跨国社会空间中怎样经过一系列不同层面的洽谈式的“对话”(再)建构自我。最终，本文总结研讨定论，并结合研讨奉献进行进一步评论。

一、文献总述与理论根底

(一)跨国认同与华人跨国认同研讨

伴跟着全球化的开展和活动性的添加，移民个别的自我认同和团体认同都处于不断改变之中。跨国移民或许和多个社会一起保持着二元乃至是多元的联络。在“跨国主义”范式之下，认同由多种多样的归属碎片所组合而成，是稠浊的、内部充溢张力的，是“既此又彼”，并且跟着时空改变而产生改变。但跨国认同的构成办法具有当地性。构成跨国认同的“碎片”杂糅混合，但在这些混合和沟通的进程中，其背面的混合成分、杂糅的机制是不同的，而这样所构成的每个当地性的混合文明中，总有占主导方位、充任显性链条的价值，这些价值产生了一起的当地风味、一起的当地交融办法和社会秩序以及发明性的发明。

华人跨国认同的构成，成为华裔华人研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要，从概念和认同类别上讲，海外华人研讨开拓者之一王赓武教授曾建构了一个华人认同的抱负型分类模型。他将“认同”分解为受各种标准影响和束缚的四个类型，即首要受体质标准(physical norms)影响的族群认同、首要受政治标准(political norms)影响的国族认同、首要受经济标准(economic norms)影响的阶级认同和首要受文明标准(cultural norms)影响的文明认同。王赓武的分类模型为研讨详细离散社区的认同类型和组合办法供给了一个剖析东西。

其次，后续的研讨首要沿着这个分类模型往两个方向开展。一是持续评论认同“多重性”的问题，即华裔华人怎样洽谈身上多重的认同类型，比方海外华人基督徒的“叠合身份认同”(adhesive identities)。二是对单个认同类型进行更深化的研讨，留意到华裔华人某种认同类型本身的杂糅、混合的特性。比方在“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方面，发现既有“落叶归根者”，也有“落地生根者”。在“文明认同”方面，华人呈现出“同化”“异化”“再华化”“再我国化”等两层乃至多重的动态性特征。并且，移民会根据不同的时空场合采纳不同的认同战略和自我片面感触，呈现出“稠浊型”和“替换型”的两层文明认同的整合现象。

学界有关华裔华人认同的研讨堆集了丰厚的效果，可供现在的研讨学习。但总体上来说，仍存在两个需求更多重视的当地：一是，研讨首要评论团体层面的身份认同，而对个别层面的“自我认同”及其建构进程重视不行。二是，现有研讨对个别身份认同和团体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络甚少重视。事实上，个别/自我认同和团体认同是不同的。个别/自我认同答复的是“我是谁”的问题，代表着个别及其开展或内化的一系列方针、价值观、信仰和特征；而团体认同答复的是“作为我团队的一员，我是谁”的问题。与团体相关的一起特征、价值观、标准、阅历和前史被个人内化，构成了他或她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不同，但互相之间存在紧密联络。因此，本研讨期望从微观个别视角动身，去深挖“自我认同”这一在跨国认同范畴较少被重视的主题，一起经过评论个别层面和团体层面认同的互相联络和互动，来丰厚移民研讨中认同的内在，尤其在着重跨国社会空间中文明/结构的面向时，杰出移民研讨中的个人主体性。

(二)“对话的自我”：理论来历与开展

本研讨运用“对话的自我”(the dialogical self)这个概念作为理论根底。“对话的自我”的概念是在有关“自我”的知道从实质主义向建构主义开展的进程中开展出来的。前期弗洛伊德和米德等人的“自我”概念持一种行为主义本体论的态度，将“自我”看成是先在的实体，预先存在于全部改变之前。但进入后现代年代之后，产生了后现代态度的“自我观”，着重从人际互动的进程中来掌握“自我”，即一种“联络性的自我观”。从知道论上，它着重“自我”来历于社会交往进程，而不是某种先在的存在。因此，对“自我”的知道并不是对所谓“客观实在的自我”的发现，而是要从特定的社会联络和情境中去知道“自我”，从社会互动进程中去了解“自我”。

赫尔曼斯(Hubert J.M.Hermans)提出的“对话的自我”的概念，是后现代“自我观”的一种。“对话的自我”理论将“自我”概念化为动态的多样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主我方位”(I positions)。在这个概念中，“主我”有或许根据状况和时刻的改变从一个空间方位移动到另一个空间方位。“主我”在不同的乃至是敌对的方位之间动摇，并有幻想的才能赋予每个方位一个声响，然后在不同的方位之间树立对话联络。作为不同的声响，这些人物沟通关于他们各自的“宾我”的信息，最终产生一个杂乱的叙事结构的自我。“主我方位”包含“内部方位”和“外部方位”。“内部方位”被以为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而“外部方位”是指环境中的人和事物。全部这些方位(内部和外部)都是“主我方位”。在这个理论中，个别的身份认同是活动的情境化的。“对话的自我”理论是弥合个人内部范畴和社会外部范畴之间的桥梁。它企图研讨“自我”和“(广义的)文明”之间怎样互嵌，然后避免了将自我视为个别化的自足的圈套，以及将文明视为笼统的详细化的圈套。

那么，在当今跨国搬迁及其引起的文明错位、认同稠浊产生之后，个别怎样和谐其不相容且常常互相抵触的文明和个人态度？本研讨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将“对话的自我”概念运用到跨国搬迁的场景中。

二、研讨办法：生命叙事法和个案法

生命叙事(life narrative，或生命故事，life story)是对个人前史和阅历的叙说，或许是按时刻次序构建的，也或许是环绕人生某些转折点构建的。班博格(Michael Bamberg)区分了剖析自我认同构成的“列传办法”和“叙说实践办法”。前者是“大故事”研讨，即经过对以列传办法记录下来的文字进行剖析，来评论叙说和生命/日子之间的联络。后者是“小故事”研讨，以互动、沟通进程中叙说的故事为方针，来剖析具有能动性的举动者怎样定位他们本身。生命叙事法能够说是“小故事法”。在访谈进程中，研讨者在必定的社会—文明和言语布景下评论叙说者所叙说的人生阅历，这些布景也是不断改变的。在这儿，叙说者一方面是具有特定阅历性前史的社会建构和表征的主体，另一方面是他/她所属的年代及文明的产品。对叙说者的叙说办法和战略的评论，也是在评论文明含义和个别了解之间的联络。需求留意的一点是，生命叙事法的要点并不是要弄清楚“这个叙说是否‘实在’”，而是要厘清是怎样的社会结构形塑了叙说者的叙说、认同和行为办法。在这种办法下，叙说者和研讨者之间是生命故事的叙说者和倾听者之间的联络，后者并不对前者的叙说进行评判。

本研讨的根底是毓芬的生命叙事。毓芬于1967年出世在温州文成县。与以往研讨中查询的遍及低学历的欧洲温商不同，毓芬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结业后取得一家中学的教师编制，老公在银行作业。她老公于1990年到了德国，在中饭馆打工。由于尼泊尔入境德国仅需落地签证，1992年，毓芬企图从尼泊尔入境德国，但失利了。1995年，她老公在德国打工的中饭馆为她出具了邀请函，她顺畅办理了旅行签证入境德国。不久，她就从作业了八年的体系单位办理了离任，从此开端了在德国生子、打工和开餐厅的近三十年斗争年月。笔者对毓芬进行了四次深度访谈，让受访者根据时刻线叙说日子阅历，构成厚重描绘。

本文也是一个个案研讨。我国学界对“个案法”的适用性现已进行了十分深化的评论。传统的个案研讨首要面临着两种批判：一是无法供给具有遍及性的定论；二是简单疏忽微观要素的效果。但费孝通发起的“类型学研讨范式”、格尔茨建议的经过“深描”个案所包含的特有形状来促成对现有理论的启示以及布洛维经过在微观与微观要素之间进行往复运动的做法，都成为逾越个案的经典做法。他们的个案研讨都对常识堆集做出了重大奉献。还有研讨以为，对个案研讨“代表性”的诘问，是一个“虚伪问题”。对个案的深描，将有助于深挖详细的运行机制，翔实评论个案与外部各种政治、社会和文明要素的相关。本文是对毓芬相对完好的跨国移民阅历的“深描”；一起，凭借“对话的自我”概念，本文在对毓芬个案的详尽剖析中弥合了个别的内部的和社会的外部的范畴，然后具有了逾越个案的含义。

三、毓芬的去与留、归与不归

(一)去：时尚的出国爱国青年

如前所述，毓芬于1995年经过老公在德国打工的中餐厅老板供给的邀请信请求到了入境德国的旅行签证，然后开端了侨居德国的人生。事实上，在那之前，她在1992年就曾几回想经过从尼泊尔偷渡的办法出国。她为什么这么火急地想脱离自己的家园和祖国？她怎样叙说她“走”的挑选？

毓芬标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自己的家园温州文成县现已构成了一股出国热潮，平常邻里同乡都会评论某家某户谁又出国了。出国在其时的温州成为一种时尚的代称：

“那时分构成了一股时尚的风气，谁家要出国，谁家有人出国了，是一种特别时尚的作业。我信任不论这个出国的时机掉到谁的头上，99%的人都不会抛弃的。其时真的如同是康复高考之后，许多年青人都想去参与高考相同，有那么一种劲头。”

有数据显现，在温州的11个县中，文成、鹿城、瑞安和永嘉等都是要点侨乡，其间，文成县在海外人口数量多达16.86万，位居榜首。那么，为什么咱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追逐这股“时尚的风气”呢？毓芬解说说，其时，温州和欧洲之间存在几十倍的薪酬差。尽管毓芬身在体系内，有一份“铁饭碗”的作业，但依然发现自己的薪酬不行支撑一份面子的日子。

“那个时分，在国外挣的钱拿到我国用是十分值钱的。我其时大学结业之后，在中学里当教师，榜首个月薪酬拿的是52块钱，记住很清楚，大概是(19)87年。后边慢慢地加到90多块钱。然后到了90年代初的时分，我在中学里边上课仍是只要120多块钱，薪酬仍是低的。你知道那个时分国外是国内几倍多了，所以咱们出国是一种抱负，一种寻求。许多在单位上班的，包含在政府作业，比方说在机关、在银行、在校园上班的许多人都往国外走，当然朴实便是经济原因……人总是想富一点，对不对？那时分我形象很深入地记住一个月薪酬90多100多，要有一个同学成婚了，凑个份子钱五六十块，这个月钱就不行花了。咱们说‘穷则变，变则通，公例久’。”

在毓芬的叙说中，这种对金钱的寻求是一种“抱负”和“时尚”。首要，是由于这种寻求符合了改革敞开年代的精力气氛：

“刚好(20世纪)80年代末现已是改革敞开了，人们对金钱的这种寻求现已不这么遮遮掩掩了，咱们都能够斗胆地去寻求了，并且是很时尚的这种愿望。那是那个时分人们的一种精力状态。由于咱们现已穷了那么多年了，物质是根底，人高兴也不能一向穷高兴对不对？”

其次，更重要的是，温州人寻求金钱背面有着回馈家园的更雄伟的方针，因此出国反而是“崇高”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咱们家园就有人出去了；80年代出去是构成一股潮流了，去国外去赚钱是一种抱负和崇高的作业。为什么？由于咱们在国外挣的钱根本上都是回到家园的，这个钱咱们不在国外花掉，你知道吗？咱们再把它回流到家园。是怎样回流？这么说吧!那些老华裔他们在国外挣的钱，从小的时分他们就会把宗族里边的比方说兄弟姐妹或许兄弟姐妹的子女，任何一个带到国外去赚钱，然后挣的钱，再把它寄回到老家，让老家的人盖房子，比方说开店或许做什么工业的，便是说带动家园的经济开展这姿态。”

能够看出，在“走”的阶段，毓芬有着十分活跃的自我认同。她以为，出国是那时的时尚挑选，是年代的呼唤，也是个人抱负的寻求，更是有志青年报效家园的崇高挑选。所以，这个时期的毓芬将自己定位为“时尚的出国爱国青年”。在这个自我认同建构的进程中，咱们能够看到一系列的“主我方位”之间的对话，其间，“我”及其挑选是“内部方位”，而其他环绕此挑选的外部条件构成了“外部方位”。首要，是来历国/地和东道国之间经济状况、移民准则和移民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德两国之间巨大的薪酬差异构成了最强壮的诱因。我国的敞开、为经济寻求正名的品德气氛、温州向外搬迁的传统和文明，为“出国也是爱国”的言语打下根底。西方国家移民合法化的“大赦”方针，也促成了温州人移民潮的出现。据统计，仅在1995年，就有5464个我国移民涌入德国。毓芬正是其间之一。其次，也存在个别认同和团体认同之间的对话。“资金回流、建造家园”的“温州人”这个团体身份也为毓芬刻画“时尚的出国爱国青年”形象供给了根底。

(二)留：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的异乡斗争者

跨国搬迁很或许带来移民生平的中止(biographical disruption)和方位的落差(status discre-pancy)。“生平中止”是指跨国搬迁或许导致搬迁者日常日子节奏的中止以及组织这些节奏的常识的失效。“方位落差”则指搬迁带来的社会经济方位的下降，尤其是技能无法匹配东道国的作业商场以及公民身份的缺失。这在毓芬身上表现得十分显着：

“首要，像我老公也是相同，咱们那一批出来的没有言语，没有技能，等于全部的优势都没有，全部的东西都是从零开端。在国外没有其他的职业能够干，大部分人便是去做饭馆业，饭馆业不需求任何技能，你有膂力就行了。所以便是说根本上80%以上都是去从事饭馆店。”

“问：我比较猎奇的是，由于你们在国内的话其实作业都很好，体系内的，然后去到国外只能去饭馆打工，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答：这个怎样说，这个问题十分典型。我从(19)95年到德国来，然后到2008年的时分，我爸爸妈妈到德国玩了一段时刻，我爸爸也总是说，他说你在国内作业，在校园作业得稳稳的，跑到这边来这么辛苦!他看着我也是辛苦，你知道吗？这么辛苦想想多么疼爱，就(觉得)不值得嘛!”

怎样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成为毓芬回溯曩昔二十多年人生、给自己定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和家人选用了一系列的战略来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首要，是取得在德国合法的居留与作业身份。毓芬拿旅行签证入德，是没有作业及永久居留权的。毓芬的同乡提示他们：在德国有人道主义居留方针，即生两个孩子，就能够拿到永居权。所以为了取得永居权，在开端的5年里，毓芬都没有正式的作业，一向在生孩子和抚育孩子的阶段，偶然在同村夫开的饭馆里打工。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毓芬和老公都取得了永居权，意味着一家人能够在德国真实留下来。

其次，经过经济上的打拼，用财富上的优胜补偿社会方位的下降。温州人在海外的经商办法和经济跃升的途径，通常是“打黑工——当雇工——做老板”的进程。毓芬一家也是沿着这个途径，从餐厅打黑工开端，再开端正式做雇工，然后出来合伙开中餐厅。尽管中心有由于餐厅选址不对而关闭过，但后来由于投合了德国开大餐厅的潮流而在餐饮作业上有所成。经过二十多年在中饭馆业的打拼，他们取得了比国内亲朋优胜的物质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补偿了最初抛弃国内面子的体系内作业带来的方位下降。这能够从毓芬叙说的她留在国内体系内作业的哥哥的境遇中看出来：

“就如同我哥哥，他也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他现在还在咱们老家，他曾经在温州的二十二中当语文教师，他现在回老家了，由于爸爸妈妈年岁大了，他就特别要调回来回老家照料我爸。然后他现在也是在文城中学当高中的语文教师，也是十分超卓的很优异的一个教师，可是他也伤心，为什么？缺钱!缺钱!”

在毓芬有关自己和老公打工、创业阅历的叙说中，有两个杰出的主题：一是“苦”，二是“不懊悔”。这两个主题相得益彰，烘托出一个“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的异乡斗争人”的形象。在毓芬的叙说中，最“苦”的有两点：一个是工时长、辛苦；别的一个便是无法陪同孩子生长，亲子联络有亏欠。

“咱们去饭馆干活都是一整天时刻，从早上10点干到下午3点，然后下午3点开端歇息两小时，再从下午5点干到晚上11点左右。我用中心两个小时的歇息时刻，从慕尼黑市中心赶回家，赶忙做个晚饭给小孩。时刻真的很严重，我在去饭馆的路上心里头就觉得很苦涩，不过很幸亏有两个儿子，大的能够照料小的。但时刻紧，上班仍是会迟到，然后老板娘也不说，瞪着眼睛看我一眼，我心里头也伤心，这种苦真没办法说……像(20)07年的时分，我带两个大的儿子回国，我大姐就问我老二，她说‘你妈妈对你好一点，仍是你爸爸对你好一点？’他说：‘阿姨，我都没有看见我爸爸妈妈，我怎样知道我妈妈对我好，仍是爸爸对我好。’你看便是忙的，这真的好伤心……咱们做饭馆的，晚上下班就十一二点了，小孩现已睡了，早上小孩6点就起床要上学了，6点咱们都还在睡觉。所以根本上说许多时刻咱们小孩的生长进程里边，咱们等于没有陪着他们去生长，你知道吗？”

即便有这么多的“苦”，但毓芬在点评自己这二十多年的斗争生计时，也标明“不懊悔”：

“可是我觉得到国外也不懊悔，为什么？尽管辛苦，可是如同是爬山相同，这个路不好走，要害的是你能不能走得过来，你要走得过来，能够抵达山顶，我觉得值得。由于一路上有许多不相同的景色，假如在这一个当地你是看不到的……在这边这么多年是十分得辛苦，十分得辛苦，可是有一点尽管辛苦也阅历了许多的作业，我觉得对人生来说，在不同的环境里边我就能够做许多的功课。由于人生有许多的功课要做，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全部功课做得仍是比较满意的。”

这儿“不懊悔”的声称，表征着毓芬“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的异乡斗争者”的身份。而其间不断着重的“苦”，是“异乡斗争者”身上的旗帜。在毓芬对“现在的我”的建构中，她不断地和“曩昔的我”进行对话。由于结果是“走得过来，能够抵达山顶”，这是之前人生中的“苦”所结出的硕果，因此更有价值。从这个含义上来讲，经过了这个叙说逻辑，“苦”和“不懊悔”之间不只不敌对，反而更具厚度。这儿的毓芬，宛如哲学家，将人生比作“爬山的进程”，这是“精力开展的终身动态培育进程”的表征。有研讨从伤口体会中去评论女人自我认同的价值，经过本身活跃主动地跨过自我认知障碍，不断自我反思完成自我逾越。毓芬的异国斗争之路的体会，也是其完成自我逾越的进程。

一起，在毓芬的叙说中，个别的“自我认同”和“团体认同”(身为“温州人”、身为“我国人”两个层面)互相对话，完结了对互相的(再)刻画。首要，是“联合的温州人”形象的刻画。毓芬和老公在德国开餐厅的资金仰赖于自己在国内的亲属和在德温州同乡圈里的合作。

“至少咱们那一代咱们阶级的人便是这样的，咱们能帮的都是互相帮，比方说谁要开店，谁预备开店了，开饭馆了，咱们资金方面都是互相支持。根本上温州人经济开展的路途差不多便是这样的。”

其次，是毓芬和她的老公作为在德斗争的我国人，对自己“我国人”身份的激烈认识以及对形塑出“勤劳、自负”的“我国人”形象的寻求。

“这是自己的，不是德国的。我觉得比方说咱们我国人的自负，至少在我看来自负、勤劳、还有一个便是仁慈……然后就像咱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咱们也是尽量自己做，自己喫苦，咱们我国人都是很勤劳的……咱们在德国不干活也是能够的，你能够领救济金的，德国人不会把你饿死掉，德国是一个十分人道的国家，你都能够不干活的，都能够的，每月的日子费、租金、房租他都会帮你组织，可是咱们是有劳作才能的人，咱们不想这么去做。”

“自负”是指我国人不依赖德国的福利准则而是经过勤劳的劳作作为“异村夫”在德国安身。在这个进程中，所触及的不只仅是毓芬的“自我认同”和作为“我国人”的“团体认同”之间的对话，也是“自负”的“我国性”和德国福利文明之间的对话。由此，“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的异乡斗争人”的形象在一系列“主我方位”的对话中得以完成，包含了“现在的我”和“曩昔的我”的对话、个别认同和团体认同的对话。

(三)回仍是不回？宣传中华“孝”文明、纠结的敌对者

在毓芬的叙说中，她对曩昔二十多年的斗争日子“不懊悔”，但她有“懊悔”的作业，那便是她“懊悔”自己没有实行好自己“为人女”、“为人母”的责任。毓芬坦承懊悔年青时寻求金钱的决议，由于没有想到爸爸妈妈：

“由于其时咱们国内也没有孩子，总想着弄自己的小家庭，所以也是不明理，都没想到许多人。年青的时分想不到爸爸妈妈，所以说我人生犯了一个最大的过错，人真的不能不想爸爸妈妈，人到了40多岁才想到爸爸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年青的时分最不明理的一个作业。现在你看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啊，也没有懊悔的东西了，所以人生也没有回头的路。这是年青时分犯下的一个过错，真的是过错。现在我常常在悔过这件作业，没有多照料他们，然后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我妹妹妹夫去照料，我十分地感恩他们。”

假如说毓芬“懊悔”没有做好“为人女”之责，那么以为自己没有实行“为人母”之责时，更多的是“无法”。“无法”之处在于，出世于德国的儿子们在文明上是“德国人”，无法体会我国的“孝”文明。

“在我国长大的小孩，他有这种孝的文明。在这边长大的小孩没有这种孝的文明，即便咱们都回到了我国，他的心底里边或许说他的根里边，他的骨髓里边，没有孝这个字……我自己的孩子没有‘孝’这个字。我三个儿子，我是都没有把‘孝’这个字根植到他们的血液里边，种不上的，如同种菜相同，这个种子放在他那里不会发芽的……”

“失利的女儿”和“失利的母亲”都是环绕着“孝”文明而产生的自我认同。而这两者之间，也产生了某种张力，使得毓芬在“回仍是不回”之间纠结、敌对。几年前，在爸爸妈妈依然在世时，她产生过回国的想法，并方案等小儿子长到18岁今后就和老公回国养老。但2018年母亲逝世，2022年父亲逝世，所以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毓芬标明在“回仍是不回”之间纠结：

“问：由于前次您谈到或许会由于爸爸妈妈想要回国？

答：对。或许便是年岁大了，然后想要回国。

问：爸爸妈妈现在不在了，您还会回国吗？

答：对，你这个问题真得问得十分好，我不知道该怎样答复你……咱们这一代人带着咱们自己祖国的文明到异国他乡去生计，然后老了怎样办呢？这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我现在真答复不出来。我常常想着，哎呦，我好想回去，我觉得我国全部都好，全部都便利，真的什么都好，感觉吃也便利又廉价，人气也旺盛，觉得找个朋友来聊天，喝杯咖啡的都不会孤寂，真的想着，可是我觉得如同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一些外在的要素，但自己心里又觉得小孩都在这边，我觉得假如跟小孩的这种情感能够舍弃、能够断的话，那是能够回老家的。可是现在怎样办呢？由于从德国回我国，你说来回也是不便利的，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小孩在这边日子作业，他没有那么简单回来看你，对不对？可是另一方面你说咱们就放下小孩，自己养老也不实际，其实仍是很犹疑……你回去养老，如果出个什么作业叫谁来帮你，自己小孩随叫随到，人家小孩能随叫随到吗？”

在这个纠结、敌对的自我刻画的进程中，咱们能够窥见两个进程，榜首是将“我国性”(Chineseness)和“德国性”(Germanness)实质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国性”被实质化为“孝”的文明，而“德国性”实质化为“独立”的个别主义文明。第二，是将这两种文明赋予品德意涵并敌对的进程。

“对，把家摆在榜首位的，我觉得咱们我国人的‘孝’这个字它是带温度的。欧洲人什么都是稳妥，是没有温度的，作业赋闲了有稳妥，生病了有医疗稳妥，什么都是说稳妥，或许说是法治，这些都是没有温度的，都是冷的东西……可是咱们我国的一些优异的传统文明，一些优异的品德的东西，我觉得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联络，它是带着温度的，人才会感觉温暖……这个人有时分太独立，太在乎自己，便是把自己个别太扩大的话，你和他人的互动就没有温度。”

“热”和“冷”的点评清楚地标明晰毓芬的认同。这个进程中，咱们看到了表征族群认同和文明认同调集的“我国性”和“德国性”之间的敌对和敌对以及这些团体认同和毓芬个别自我认同建构时所产生的对话。而“孝”与“个别主义”之间的抵触，因着毓芬女人的身份，在她身上的“为人女”、“为人母”身份上表现出来。除此之外，毓芬“懊悔”的言语，表现了在她自我认同的建构进程中，不断产生着“曩昔的我”和“现在的我”之间的对话。在侨居的德国这样一个跨国空间中，对干流文明不认同，正提醒了毓芬所在的为难、敌对的地步。

“问：您在异国他乡的时分，会有孤单的时分吗？是不是‘陌生人’呢？

答：当然有，咱们融入不了人家的社会的，就如同我去你家做客，我必定不会成为你家里的人，我跟你谦让一下罢了。这是异国他乡，这个是必定咱们外来的人融不进去的，或许有的人嫁给德国人什么的，会融进去好一点，可是怎样说，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她真是嫁给德国人的，然后她们嫁给德国人，便是说榜首个他们经济都是独立的。你说两个人过日子，经济是独立的，客谦让气的，不知道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怎样表现。客谦让气的或许便是保持在零度那么一种平衡？”

但面临这种敌对、为难的地步，毓芬并没有堕入自我认同危机之中，而是将其视作人生生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哲学式的考虑，正表现了前文说到的儒家构建的自我“是精力开展的终身动态培育进程”：

“身体健康和文明涵养重要，人总是这样，自己有的东西看不到，看到的永远是没有的东西。所以人要修炼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到了这个年岁了，我的心态就很不相同了，跟年青的时分彻底不相同。是年月给我的礼物。人生原本便是那么地敌对，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全在于你自己的心。”

四、定论与评论

跨国搬迁带来开裂、位移和错位，跨国移民怎样在跨国社会空间中从头定位自我，对“自我”进行(再)建构？我国具有巨大的海外离散族群，华裔华人的认同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本研讨根据侨居德国近30年的温州女人毓芬的生命叙事，选用“对话的自我”的理论结构，评论其自我认同的流变进程及其(再)建构战略。研讨发现，在搬迁进程中的“走”、“留”以及“回仍是不回”的阶段，毓芬展现出“时尚的出国爱国青年”、“衔接中止生平、补偿方位落差的异乡斗争者”以及“宣传中华‘孝’文明、纠结‘回仍是不回’的敌对者”等不同的认同形象。而这些自我认同的(再)建构，得益于一系列“主我方位”的“对话”，即东道国和来历国在经济、准则、文明等层面的对话、“现在的我”和“曩昔的我”的对话以及个别层面的认同和以族群认同和文明认同为主的团体认同之间的对话。“对话”的进程充溢了洽谈，不只有合作和赞同，也充溢敌对和抵触。“对话”进程凸显了跨国社会空间中自我认同(再)建构的动态性、多样性和敌对性以及个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根据此，本文的奉献首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实际层面，既有研讨相对忽视了华裔华人的自我认同刻画进程及机制。本文从“自我认同”的视角下手，不只评论了个别(再)形塑自我认同的进程和机制，还评论了进程中“自我认同”和其他“团体认同”的对话、互动的进程。

在理论层面，首要，本文在“跨国主义”范式的根底上，引入了“对话的自我”概念。这个概念不只仅是一种办法，更是一种本体论和知道论上的立异，着重“自我”的联络性、动态性和自主性。本文的奉献之一在于，使用这个概念，将自我认同(再)建构的稠浊性和流变性建议详细化，行将“稠浊”和“流变”的产生落实到不同的“主我方位”、在不一起刻点的对话和互动，然后建构了一个强有力的有关自我构成的办法。其次，对不同的“主我方位”的对话和互动进程的评论，提醒了跨国社会空间中“对话的自我”的空间性、时刻性和社会性。来历国和东道国及其之间活动所发明的空间，成为毓芬“自我”构成的空间根底。“时刻性”一方面指毓芬出国至今的天然时刻，另一方面指毓芬生命进程的开展。别的，毓芬的“现在的我”和“曩昔的我”的对话，也是一种时刻性。而“自我”的社会性也表现为联络性，是指在毓芬(再)建构自我的进程中，她的各种社会人物尤其是“为人女”“为人母”起了重要的效果，她的自我也是在考虑和他人的联络进程中树立起来的。最终，本文提醒了跨国社会空间中认同稠浊性和流变性的当地性。关于“孝”文明的坚持和对敌对的豁然，表现了一种我国性以及儒家“特殊的自我”中对自我精力开展的终身寻求。而对温州人“回流建造家园”和“联合”的着重，表现了一种对“崇高”的寻求，代表着一种对“小我”之外“大我”的刻画，是海外华裔心系祖国、心系家园的确证。这和西方现代性言语下“个别主义”的叙事是不同的。

总归，本文尽管根据毓芬一个个案，但因其“深描”的战略以及对微观要素和微观要素及其互动的着重，而具有逾越个案的含义。如前文所述，毓芬这类跨国移民和其他低学历的欧洲温州商人以及高技能移民不同，她代表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移入西方的高学历人群。对毓芬生命叙事的“深描”，供给了一个剖析这一类型的移民怎样在步入晚年时进行自我(再)建构的切断。此外，本文所指认的“主我方位”，尤其是各种微观要素和微观要素及其互动，都对剖析其他华裔华人团体的认同机制具有启示含义。

(摘自：黄玉琴、王丽圆：《跨国社会空间中“对话的自我”——根据一个旅德温州女人的生命叙事》，《华裔华人前史研讨》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求请拜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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